今年年中

2020-03-02 00:16

扩大中等收入群体,一直是本届政府努力的目标。多为更多普通劳动者增收,让他们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范围,使其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匹配、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相匹配,共享改革发展成果。同时要完善老百姓资本收益渠道,工资收益和投资收益都能健康增长。至于某些专家建议的,继续通过人为压低工资、压低消费的方式来保持经济竞争力的老路子,还是坚决抛弃的好。

把工资水平保持在较低水平恐怕还有另一层考虑。当初为了加速原始积累,劳动力被人为压低,形成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优势。为了继续保持这种优势,或者不让优势太快消失,工资也不能涨得太快。甚至有一些人主张,经济迈向新常态,需进一步压低劳动力成本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。相关部门决策时是否受此影响,还真是不好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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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企业来说,想减负,别净盯着咱那点工资,关键还得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。对于决策和治理者而言,既然知道企业成本过高,附着在劳动力上的社保费率以及制度成本等综合性成本都高,那就赶紧着手改善民生、为企业减负、提振经济,统筹设计好了才能兼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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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来看看固有的分配体制。1995年到2014年间,绝大部分年份,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gdp比重远远低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比重,悬殊最大的2011年达9.08%,后者几乎是前者的两倍。

对于企业来说,当然也有难处,涨工资这件事,根本不是给员工工资卡上多打些钱就完事了,背后的隐性成本也要随之提高。按目前的社保费率计算,企业单在员工的五险一金缴费费率就超过35%。给员工每多涨点工资,就要多缴纳一大笔社保费。

近几年经济发展换挡变速,许多行业发展面临困难,在高速增长期被掩盖的粗放发展问题,如今一一显现,成本高,效率低,而本该继续上涨到合理水平的工资,反而成了“替罪羊”,上涨的势头生生被按了下来。按照工资涨幅要与经济运行主要指标相衔接的说法,如今的现实合理性也没有了。

1996年到2004年的19年间,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在大部分时候都没有跑赢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。

国家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理解,但发展经济说到底是为了改善民生,增加百姓福祉,既然国民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,为什么只给财政多分,却不能给老百姓多分些?二者无论从比重还是增速来看,差距都如此之大,难免有与民夺利之嫌。可是想真的改革固有分配机制,涉及各方错综复杂的利益,比涨工资本身还要难得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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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长周期看,改革开放初期至今,我国劳动报酬长期在世界处于偏低水平的状况没有改变。虽然本世纪初曾有过昙花一现般的较快增长,但由于过去欠账太多,基数太小,又没有在总体分配结构上进行调整,只能是相对、短期和补偿性的,工资上涨缺乏后续的制度性保障。

涨工资这么难,就算涨了,你就真的守得住吗?除非你跑得过cpi,跑得过gdp,逃得过股灾,在房价起飞前买过房,别人撺掇你买高额p2p时没动心,否则,工资还没捂热又打水漂了。

收入多年没跑赢gdp,究竟怪谁?原因很多。下一步该怎么做,更得好好琢磨。

今年年中,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曾发布《中国劳动力成本问题研究课题报告》,其中提到,中国在过去37年间,人均gdp增长了约20倍,而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只增加了约13和14倍,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分别有30年和26年低于gdp增速。